跟父亲的距离，很传统，一直维系在戒尺的两端。
父亲手臂上有刺青。也许是因为这样，我从小就敬而远之。
小时候，父亲是打散工的。工作不稳定，收入相当有限，听说我从没喝过他买的奶粉。
上了幼稚园，父亲在锦茂开了一家虾面档。那阵子，家里时时飘满虾膏浓郁的香味。我也常常模仿父亲做生意。终于有一次，人客在小贩中心的另一端吃完我们家的面，卖咖啡的Auntie 唤我去收拾。我不熟练地端起那些只剩下虾壳、汤汁、辣椒残迹的碗筷，小心翼翼地捧回我们家的档口，在一旁等待父亲称赞两句。父亲接过碗筷，骂我好玩多事。我也不记得接下来还有没有勇气再伸手帮忙了。
小学，父亲在五金店工作。这家五金店专门提供材料给船厂。我们偶尔会到店里玩。店面相当大，但摆了一排又一排的螺丝、锯子、钢铁后，地方窄得可怜。我们就喜欢和老板的儿子在空隙处玩起警匪大战。这个时候，父亲总是远远在架子的另一角抽烟，搬运货物，点算材料。
到了中学，父亲转工在跨国船舰维修公司上班。听母亲说，我还没出生前，父亲是航海的，船到哪儿，父亲就到哪儿。回去老本行，父亲应该是很开心吧。进入青涩的尴尬期，这个时候的我又怎么会和父亲聊起这些心里话呢？2003年腊月30，父亲去上班后就不曾回家。翻查他的柜子，护照还在。打电话到公司，没人回应；向父亲的朋友打听，也没人知道他的去向。我们和母亲吃过了年夜饭，也就照常过我们的日子。坦白说，这一年的年夜饭吃得较自在。父亲一年就只和我们吃一两顿饭。每逢家庭聚会，坐在饭桌前，我总是浑身不舒坦。大年初三，父亲从台湾摇电话回来报平安。原来，在维修当儿，船只驶出公海，开到台湾，父亲也“非法入境”，在等待公司的援助。
读大学时，父亲好像升职了。年尾圣诞节期间，荷兰老板就会大摆宴席，请职员家属聚餐。父亲也只会问在当兵的弟弟要不要赴宴。这是传统男人的观念，儿子才能出门做代表。
教书后，父亲转而当起船厂工人的司机，公司提供罗厘，他每晚都能驾回来。我的学校离父亲要去的船厂不远，他总会顺道送我上班，沿途还顺道给我买早餐。二十多年后，第一次在车子窄小的空间里和父亲近距离接触，十分别扭，常常希望不要碰到红灯，快快让我下车。
后来，父亲生病了。半夜发病，他一定会让母亲叫醒我，心里才会踏实。病危期间，他跟母亲说，女儿喜欢做什么，就由她去吧。因为父亲的这句话，我毅然辞去教书的工作，回到舞台。
三年了。
